2010年8月30日 星期一

艋舺淨街

艋舺街頭正在為花博淨街

見我思-艋舺 斯人獨憔悴

  • 2010-08-31
  • 中國時報
  • 【晏山農】

 每愛在夏夜周末,騎著單車漫遊於艋舺大小街道,試圖捕捉那摻雜於新舊間的掙扎痕紋。這一日在剝皮寮前赫見年輕人群集,原來是為第三屆台北藝穗節暖身造勢,讓剝皮寮的剩餘價值可以不斷再生產。其實,自從電影《艋舺》打響名號之後,湧入艋舺的人潮著實不少,龍山寺、祖師廟、青山宮、華西街巷弄、剝皮寮處處都是商機;然而在地人笑吟吟之餘,最怕電影熱潮一過,艋舺又復歸「三流」(流氓、流鶯、流民)社會汙名。

 雖然《艋舺》票房可觀,為艋舺捎來的利得更不容否認;然而那只有艋舺之名而少艋舺人文地景的內容鋪陳,卻反映出官方和電影主事者,在少了歷史社會探勘,以及欠缺和在地文史工作者、社區及廟宇耆老的溝通諮商後,電影內容就不可避免地只剩黑道私鬥,而這場景無論置於艋舺、西門町、東區,甚至是東京、巴黎皆可。如此,艋舺猶如塗厚妝抹濃粉的年華老女,卸盡後更見敗物傷殘。而這種一廂情願卻普遍存於多數人心底,是一種奉西方合理主義為圭臬的觀看之道。

 反制普同的合理主義,我輩絕不能沒有在地視野,而這還得從歷史地理的沿革去尋根把脈。昔日「一府二鹿三艋舺」之所以在清代中期以前享有盛名,自然是拜河川海運之賜,三地的龍山寺(台南龍山寺今已湮沒)就是通都大邑之所成的最佳物證。然而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三地都因河川淤積改道而風華稍褪,施叔青小說《行過洛津》刻畫的就是這段期間的鹿港興衰。而北部的艋舺更演出一齣反諷劇!一八五三年的頂下郊拚之後,敗逃的同安人遷往大稻埕,反而開創出無限商機;勝出的三邑人(晉江、惠安、南安)竟目睹艋舺的日益沒落,這豈非優勝劣敗的反證?電影《艋舺》其實點出了這個重心,更有著政商結構位移的隱喻,於此蘇碩斌的《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一書,可作為極佳的導覽。

 自台灣的政經中心北移之後,台南固然有些像沒落貴族,然而也因避開權力中心的直搗,可以如同日本的京都般開創自己的文化風格與特殊地景。而鹿港在多年沈寂後,社區文史工作者的積極營造,也讓鹿港風華再現;反之,艋舺自戰後就受制於西門町(儘管西門町也是廣義艋舺之一環),而今又被東區的產官學所綁架,於是愈焦慮、急於以東區思惟規畫艋舺,就更凸顯東施效顰的悲愴。

 艋舺不是沒特色,但不能被一體於規制化的台北,台南、鹿港,甚至高雄的左營都可以作為艋舺的參照點。唯一的前提是,在後現代的空間地理學中,切莫學權力中心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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