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26日 星期二

深水埗 (香港)

邱立本,亚洲周刊总编辑。香港长大,广东人,台北政治大学经济系毕业,美国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经济硕士。柏克莱加州大学亚美历史研究员。曾任职台湾、美国、香港媒体。2006年、2008年和2012年,被网民选为中国100大公共知识分子。
 
 

追溯花果飄零的民間中國

我最近回到香港童年時居住的深水埗,在那些早已不一樣的街道,追尋童年歲月的遺痕,追憶那些難忘的日子。

那是窮困的年頭,我們一家人住在深水埗這個新移民最喜歡落腳的社區,它房租便宜,擠滿了下階層的人,街頭往往都是乞丐,也有一些就在街頭搭起的木屋的難民。那是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中國剛剛告別內戰,香港到處都是來自全國不同省份的難民,說不同的方言。戰爭的陰影似乎還在。我雖然還很小,但聽到父親與朋友聊天的時候,總聽到他們談到朝鮮戰爭會如何發展,會不會發展為第三次世界大戰?

也就是在這樣時代氛圍中,香港彌漫一種焦慮感。我常聽父母說起,那些親友移民去了東南亞,或是去了臺灣或美國。一些親友也來問,要不要移民?但父親對我們孩子說,家裏沒有移民的條件,因為我們沒錢。

那時侯父親送我們上學,經過家里海壇街隔壁的桂林街,有一些小吃的攤檔,有一次我和爸爸在那邊吃面,父親突然對我說,對面的新亞書院,有不少被英國人欺負的學者。

被英國人欺負?父親解釋說,這家書院有一些大學問家,但他們的學歷都不被港英政府所承認。他們不能到香港大學去教書,而只能在這些破舊的唐樓,辦自己的學校。父親說,這些著名的學者,包括了錢穆、唐君毅、徐複觀等人。

父親對於中國大陸學歷在香港不被承認的事情,一向耿耿於懷,因為他自己就是受害者。他畢業于廣州的中山大學經濟系,抗戰期間畢業,還當系上的助教,曾經隨學校遷到昆明,抗戰勝利後才回到廣州,四九年之後,舉家遷來香港,而我就是在香港出生。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錢穆、唐君毅、徐複觀等人的名字,直到中學後期,我才第一次讀他們的書,才念到唐君毅“花果飄零”的家國論述,也念到錢穆所說的對於中國歷史要有一種“溫情”的體會,也讀了徐複觀寫的《學術與政治之間》,寫權力與文化的關係。

父親當時在好幾個專科學校兼課,拿微薄的薪水,養活我們一家十幾口人,而他在困難的時候,更對錢穆等人學歷不被承認的殘酷,感同身受。

由於港英政府不承認中國大陸的學歷,因此新亞書院只能在經費極為困窘的情況下辦學。我每天上學,都會經過這家學校,其實就在一棟破舊的唐樓上。附近都有一些小吃的攤檔,我去理髮的一家街頭小店,就在新亞書院的轉角處。

半個世紀之後,我重返童年的街頭,在深水埗桂林街新亞書院的舊址,驀然回首,在歷史的燈火闌珊處,發現了一個“民間中國”的高大形象,在我心中冉冉升起。

也就是在這樣的陋巷中,錢穆、唐君毅、徐複觀等學者,在這兒探索中國思想的出路。他們歷經抗戰與內戰的痛苦和滄桑,在傳統文化面臨滅絕的邊緣中,他們在一個英國殖民地的底層社區中,弦歌不絕,尋找生命的最新的路徑,也尋找中國思想的最新靈感。

儘管這是一個物質匱乏的年代,但思想卻空前的活躍。這些學者生活非常貧困,但他們沒有被貧窮擊倒,恰恰相反,他們在思想上發現了豐富的寶藏,落實一個民間中國的理念,超越了國共政治的爭論,直追中國問題的根源,探討傳統文化如何創新,爭取成為中國政治的最新座標。

他們的論述其實超越了現實政治中的黨派之爭。新儒家的理論,為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路程作出了鋪墊。很多年之後,徐複觀的學生杜維明,提出了中國傳統文化需要“創造性的轉化”,強調必須在傳統智慧的土壤中,發現新的養料,灌溉出全新的文化花朵。

錢穆、唐君毅的在新亞書院的學生余英時,後來也在美國的學界脫穎而出。他寫出中國的政統與道統之別。文化的道統先于權力的政統。

這也是新儒家政治觀點的重要發展。用簡短的話來說,政治是一時的,文化是永遠的。文化的核心價值,是政治發展的重要基礎。沒有文化的底蘊,政治就只是刀光劍影的權力鬥爭,而不是民眾福祉的根本。

這是我多年後閱讀新儒家著作的體會。但在閱讀的字裏行間,我總看到父親憂傷的臉孔,和那個焦慮年代的影子。

民間中國在香港,就是衝破了殖民地統治的局限,在一個被現實政治邊緣化的角落,撐起了時代精神的大旗。昔日花果飄零的憂患意識,淬煉成今天的文化結晶。他們在儒家的經典中,作出最新的哲學與生命的詮釋,也為未來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前瞻性的思考。

追溯花果飘零的民间中国



我最近回到香港童年时居住的深水埗,在那些早已不一样的街道,追寻童年岁月的遗痕,追忆那些难忘的日子。
那是穷困的年 头,我们一家人住在深水埗这个新移民最喜欢落脚的社区,它房租便宜,挤满了下阶层的人,街头往往都是乞丐,也有一些就在街头搭起的木屋的难民。那是二十世 纪的五十年代,中国刚刚告别内战,香港到处都是来自全国不同省份的难民,说不同的方言。战争的阴影似乎还在。我虽然还很小,但听到父亲与朋友聊天的时候, 总听到他们谈到朝鲜战争会如何发展,会不会发展为第三次世界大战?
也就是在这样时代氛围中,香港弥漫一种焦虑感。我常听父母说起,那些亲友移民去了东南亚,或是去了台湾或美国。一些亲友也来问,要不要移民?但父亲对我们孩子说,家里没有移民的条件,因为我们没钱。
那时侯父亲送我们上学,经过家里海坛街隔壁的桂林街,有一些小吃的摊档,有一次我和爸爸在那边吃面,父亲突然对我说,对面的新亚书院,有不少被英国人欺负的学者。
被英国人欺负?父亲解释说,这家书院有一些大学问家,但他们的学历都不被港英政府所承认。他们不能到香港大学去教书,而只能在这些破旧的唐楼,办自己的学校。父亲说,这些著名的学者,包括了钱穆、唐君毅、徐复观等人。
父亲对于中国大陆学历在香港不被承认的事情,一向耿耿于怀,因为他自己就是受害者。他毕业于广州的中山大学经济系,抗战期间毕业,还当系上的助教,曾经随学校迁到昆明,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广州,四九年之后,举家迁来香港,而我就是在香港出生。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钱穆、唐君毅、徐复观等人的名字,直到中学后期,我才第一次读他们的书,才念到唐君毅“花果飘零”的家国论述,也念到钱穆所说的对于中国历史要有一种“温情”的体会,也读了徐复观写的《学术与政治之间》,写权力与文化的关系。
父亲当时在好几个专科学校兼课,拿微薄的薪水,养活我们一家十几口人,而他在困难的时候,更对钱穆等人学历不被承认的残酷,感同身受。
由于港英政府不承认中国大陆的学历,因此新亚书院只能在经费极为困窘的情况下办学。我每天上学,都会经过这家学校,其实就在一栋破旧的唐楼上。附近都有一些小吃的摊档,我去理发的一家街头小店,就在新亚书院的转角处。
半个世纪之后,我重返童年的街头,在深水埗桂林街新亚书院的旧址,蓦然回首,在历史的灯火阑珊处,发现了一个“民间中国”的高大形象,在我心中冉冉升起。
也就是在这样的陋巷中,钱穆、唐君毅、徐复观等学者,在这儿探索中国思想的出路。他们历经抗战与内战的痛苦和沧桑,在传统文化面临灭绝的边缘中,他们在一个英国殖民地的底层社区中,弦歌不绝,寻找生命的最新的路径,也寻找中国思想的最新灵感。
尽管这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但思想却空前的活跃。这些学者生活非常贫困,但他们没有被贫穷击倒,恰恰相反,他们在思想上发现了丰富的宝藏,落实一个民间中国的理念,超越了国共政治的争论,直追中国问题的根源,探讨传统文化如何创新,争取成为中国政治的最新坐标。
他们的论述其实超越了现实政治中的党派之争。新儒家的理论,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路程作出了铺垫。很多年之后,徐复观的学生杜维明,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创造性的转化”,强调必须在传统智慧的土壤中,发现新的养料,灌溉出全新的文化花朵。
钱穆、唐君毅的在新亚书院的学生余英时,后来也在美国的学界脱颖而出。他写出中国的政统与道统之别。文化的道统先于权力的政统。
这也是新儒家政治观点的重要发展。用简短的话来说,政治是一时的,文化是永远的。文化的核心价值,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没有文化的底蕴,政治就只是刀光剑影的权力斗争,而不是民众福祉的根本。
这是我多年后阅读新儒家著作的体会。但在阅读的字里行间,我总看到父亲忧伤的脸孔,和那个焦虑年代的影子。
民间中国在香港,就是冲破了殖民地统治的局限,在一个被现实政治边缘化的角落,撑起了时代精神的大旗。昔日花果飘零的忧患意识,淬炼成今天的文化结晶。他们在儒家的经典中,作出最新的哲学与生命的诠释,也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瞻性的思考。
 
 


深水埗全貌
深水埗香港一個古老地方。「埗」與「埔」、「埠」相通,由此可知深水埗過去是深水碼頭,交通繁忙。
深水埗包括深水埗區近海的一部分,大致以大埔道界限街東京街作分界。深水埗過去人口非常密集,但隨著區內籠屋清拆,以及西九龍填海工程帶來大面積用地,擠逼情況已大大改善。

目錄

歷史

早在東漢時期,深水埗區已有人定居。區內的李鄭屋邨曾出土古墓,即李鄭屋漢墓
由於過去數十年,香港不少地區出土過新石器時代文物,大埔區更發現舊石器文物,所以推斷深水埗區可能在新石器時代已有居民。
1915年九龍半島,左上方為深水埗(Shamshuipo)
新安縣志記載,清代嘉慶年間,九龍半島深水埗區已有深水莆(埔)、長沙灣等村落。1898年英國政府與清政府在北京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取得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的土地後,即將界限街以北的深水埗、長沙灣荔枝角九龍塘一帶歸入九龍市區,命名為「新九龍」。
至於深水莆甚麼時候改名為深水埗就難以稽考。
當時,深水埗未有市區發展之前,已經有村落聚居,有位於深水埗北部的元洲村、東南的田寮村、西面的菴由村,以及西北的馬龍坑村
1912年以前,政府並未熱衷發展深水埗區,主要的道路設施僅有1902年建成的大埔道,其餘的發展主要由私人發展商小規模地進行,如南昌街桂林街一帶的填海工程。
1912年後,政府決定於深水埗大規模填海,範圍由桂林街伸展至東京街,移平了於現今海壇街附近的西角山,於1914年完成,獲土地9.67畝。1919年,當局再開始另一階段填海,由東京街延伸至荔枝角,歷時十年才陸續完成。
工程完成後,欽州街以西一帶新填地被英國軍方接管以興建軍營,而長沙灣一帶則於1930年代發展成一工業區,1928年美國標準石油選擇在荔枝角灣畔建儲油庫(今改建為美孚新邨)。
戰後,深水埗以至石硤尾長沙灣的發展更加迅速,因為隨著香港經濟起飛,工業發展急速,當中以紡織製衣業聞名。同時,政府亦於深水埗區內興建公共屋邨,如第一個徙置區石硤尾邨於1954年建成,1960年代後,蘇屋邨長沙灣邨白田邨元洲街邨相繼落成,加上1980、90年代落成的麗閣邨怡閣苑麗安邨怡靖苑,及在西九龍填海區內的富昌邨南昌站南昌公園,令深水埗形成現今面貌。而1980年代工業北移後,紡織製衣的配套行業如成衣批發、配件等店舖亦開拓本地零售、海外銷售市場,成為本區特色之一。

城市景觀

深水埗環景攝影

旅遊

福榮街
福華街
  • 電腦商場:深水埗福華街一帶的電腦商場世界知名。最早改建成電腦商場的是黃金戲院樓上的「高登電腦中心」,主要發售與電腦有關的電子零件及蘋果II型兼容機。後來因為政府推行電腦教育,加上高登商場的名聲開始流傳,連地下賣時裝的「黃金商場」也轉型售賣電腦產品。因為兩家商場英文名字非常相近,不少外國人都以為是同一家商場。但隨著人流增加,兩家商場也開始分工:樓上主要賣電腦硬體,樓下主要賣翻版軟體及電腦傢私。到了1990年代,政府大力打擊盜版軟體,逼使賴以為生的盜版軟體商舖轉型。但商場的人流未有減少,因為社會對電腦的需求愈來愈大。黃金商場目前主要售賣電腦周邊配件及電腦書籍,高登商場則仍以售賣電腦硬體為主,福華街的黃金戲院舊址已有四家電腦商場;鄰近的西九龍中心一度有多家大型電腦連鎖店開業,但都已經關門。
  • 鴨寮街:鴨寮街本來是專門賣二手貨品的街道,但到了1970年代卻變成了電子零件集散地,有很多價廉物美的貨品出售,例如二手電器(如電視機、音響設備)、舊書刊、舊唱片等。到九十年代,香港有線電視開播,有不少不法商人售賣聲稱有線電視解碼器之類的電子器材。經多次打擊後,攤販轉型售賣影音設備、手提電話及mp3配件。有關鴨寮街的風貌曾被無線電視拍成劇集翻新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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