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宗、董景生 ：猶為離人照落花—120年臺北植物園掠影

台灣行道樹分享了 Gene Tung 的貼文。


老編祝台北植物園120歲生日快樂，以下是植物園長的慶賀文，有點長，看不完沒關係，多去植物園走走就對了！



Gene Tung
(給明天的慶祝文)
猶為離人照落花—120年臺北植物園掠影

李瑞宗、董景生


小南門外苗圃
創設於1896年的臺北苗圃，迄今邁入120週年了。
這裡，是臺灣所有官營苗圃的嚆矢，最初是生產苗木為主的育苗基地。日治初期，每年約培育16萬2000株苗木，包括樟、相思樹、榕樹、金露花、月橘、樹蘭等樹苗與灌木，除了無償供應給公家機關，每年亦售出約6萬株苗木給民間單位。在樹苗極為缺乏的日治時期，由這裡擴散出去的綠色植栽，作為城市、街庄、學校、機關的行道樹，還有各地公園的庭園樹。隨著本土樹苗的繁殖、分送，妝點了臺灣的市區街容，臺北苗圃扮演一個幕後功臣的角色。因為苗木的販售，臺北苗圃劃分了十多區栽植各種苗木，亦有一些人來此購苗，漸漸成為賞玩的地方。由於不斷增添新的花木，臺北苗圃的栽培動態也成為當時報紙關切的話題。在當時休閒綠地仍極缺乏的社會環境，臺北苗圃是一般市民信步散心的唯一去處，終於蔚為臺北市新興的旅遊風景點。
1895年12月30日，仍屬軍政時期的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在小南門外靠近艋舺昭忠祠附近，選用一塊陸軍用地作為試驗苗圃，面積約10坪。次年，1月6日，苗圃開設，是臺灣所有官營苗圃的濫觴。到了2月4日，漸次擴大至百餘坪；2月27日，從日本攜來的樹木種子首先播種。因為土壤為強黏土，栽培作業困難，於是運來細砂拌合，改善當地土質。不斷地播種插枝之後，百餘坪的土地皆已充塞苗木。接著，苗圃繼續拓展，到了1897年3月，已開拓約三甲 (8,750坪) 的土地，緊依其北側便是臺北衛戌病院。同年9月，劃分出10塊區域，分別栽種黑松、柳杉、樟、尤加利、吉野櫻、相思樹、苦楝、柳樹、榕樹等植物，可說已經粗具規模了。這個小南門外苗圃，位置大概在今延平南路216巷至258巷，向西抵達中華路二段的區域，可算是苗圃發展的第一階段。小南門外苗圃因為地勢低下常常淹水，造成苗木的損失，且一直無法改善，是很大的缺點。這個時期栽培的苗木主要提供給總督府舊廳舍與官舍的植栽使用。

1899年3月，苗圃全部當作臺北衛戌病院擴建的用地，於是遷至大龍峒與圓山。這也是商借陸軍用地作為苗圃，是利用原農事試驗場的大龍峒第一農場 (1,200坪) 與圓山的第三農場 (1800坪) 改設利用，全部面積約一甲地 (3,000坪)，可算是苗圃發展的第二階段。因為範圍狹隘，難以將原有苗木全數自小南門外遷來，於是有些移植至臺灣神社，有些移植至物產陳列所 (後改建為高等女學校) 栽種。這個時期栽培的苗木，提供給總督府及其他官衙、官舍、學校、行道樹使用。但大龍峒與圓山的土地實在太過狹隘與不便，最後也歸還了軍方。

1900年10月，在小南門外龍匣口庄購置四甲四分 (12,953坪) 的土地，開墾整地，遷移苗木。12月，大致就緒且劃分15塊區域，分屬於母樹園、果樹園、花卉園三類。12月25日，《臺灣日日新報》如此刊載：

「今在小南門外，衛戍病院、臺灣銀行宿舍間，本係官有之地，劃定一段，編籬為界，蒔成園圃，以便廣種諸色苗木，播種樹苗云。」

這個苗圃有時稱殖產課苗圃、殖產局苗圃，但更多時候稱為城南街苗圃、南新街苗圃，漸漸才稱為殖產局臺北苗圃或臺北苗圃。1908年的《臺北苗圃案內》如此記載：

「池邊植有紫花綠葉、漂浮水面的布袋蓮，1902-1903年初於盆池栽種，作為奇珍賞玩。但繁殖極快，現今臺北附近的溝渠池沼，到處蔓延。」

由於不斷增添新的花木，如金蓮花、菊花、杜鵑花等，臺北苗圃的栽培動態也成為當時報紙關切的話題。這時的臺北苗圃分為三大栽植區：林業部、園藝部、母樹園。林業部又分為播種場4區，移植場7區，苗木807,200株。園藝部又分為見本園3區，栽培園7區，植物118,800株。母樹園又分為東部21區，西部8區，主要樹種222種，樹木9,000株。總計苗圃有935,000株植物。園藝部見本園第一區即今溫室花圃區，建有大型日蔭棚與小型日蔭棚，還有中央貯水池與西側小池，在其東方為事務所。園藝部見本園另外二區即果樹區，栽植檸檬、甜橙、蜜柑、枇杷、金橘、文旦、梨等。見本園第一區的北側有一栽培園小區，建有防寒室，是冬季保護盆栽的地方。至於母樹園則主要在大池東側，不過苗木尚小，大面積的土地卻呈現稀樹草原的景象，常常被拿來做大型展覽的場地。

蒐集本島植物的地方
1911年5月24日，臺北苗圃隸屬林業試驗場，這個機構整合全島各地既有的林業試驗單位，轄有本場 (即臺北苗圃)、嘉義林業試驗支場、恆春林業試驗支場。7月3日，臺北苗圃建六角亭，栽種耐陰性植物，也成為園藝部的特殊景點。12月，林業試驗場主任金平亮三在《臺灣日日新報》一篇《誤植的樹木》受訪文中，談到臺北苗圃將外來的觀賞植物作為栽培重點是錯誤的，應以栽培本土植物為特色才是未來應走的方向，而這亦開始改變苗圃的經營目標，邁向植物園的轉型之路。

但是從生產性質的苗圃，漸漸擴展為帶有休閒與體育的公園，最後要形成具有學術研究與教育功能的植物園並非一蹴可及。隨著母樹園種類的增加，1916年已有96科，360屬，900餘種植物。1918年增至109科，521屬，1,200種植物，其中本島原生263種，日本89種，外來移入768種。1919年7月，原在殖產局農務課執行的植物調查事業，改由林業試驗場賡續，新設腊葉室，進行標本整理。1921年1月22日，臺北苗圃改稱臺北植物園。同年8月2日，林業試驗場改隸中央研究所林業部。

銅像與紀念碑
植物採集家法國傳教士賀利 (Urbain Jean Faurie) 四十年來在日本傳教兼採集，足跡遍及各地，採集標本數萬份，分寄歐美各國標本館鑑定收藏，是有名的植物學者。他於1903年首度來臺，在大屯山、松山、基隆採得許多新種，對臺灣植物的研究貢獻很大，同一時期亦是早田文藏調查臺灣植物的時候。1913年，賀利再度來臺進行大規模採集，先從臺北開始，再至南投嘉義，然而1915年5月在花蓮採集時染病，不幸於6月4日病逝臺北。

為了表彰他對臺灣、日本、朝鮮植物的貢獻，1917年12月22日於林業試驗場事務所前舉行銅像揭幕式，是一尊立在八尺高花崗石上的青銅胸像。金平亮三與早田文藏均發表悼辭，感謝賀利的調查與付出，是臺灣植物界的恩人。

1934年1月13日，著名的臺灣植物分類研究學者，東京帝大教授早田文藏博士逝世於東京。兩年後的忌日，1936年1月13日，臺灣植物學界在林業部腊葉館 (標本館) 前水池邊的小半島為其立碑，碑約一人高，上半為圓弧型，以花崗石雕製，上方嵌有銅質圓牌，係早田博士的肖像側影，下方為紀念碑文。

早田文藏初次至臺灣採集是在1900年7-9月，從此即與臺灣有著切不斷的因緣。1905年開始擔任臺灣總督府囑託，多次來臺採集，負責鑑定植物並命名，出版《臺灣植物總覽 (臺灣植物誌提要) Enumeratio Plantarum Formosanarum》、《臺灣高地帶(山地)植物誌Flora Montana Formosae》、《臺灣植物誌資料Materials for a flora of Formosa》、《臺灣植物圖譜Icones Plantarum Formosanarum》10卷，發表臺灣新種植物達1,200多種，可說畢生的心血全部貢獻在臺灣。

椰子意象
臺北植物園所創造出來令人印象最深刻，也最能傳達本島的植物氣氛，應是熱帶椰子樹的意象，雖然那並不是臺灣的原生植物。大王椰子、亞歷山大椰子、黃椰子、孔雀椰子、可可椰子，甚至蒲葵、檳榔、林投的意象是日治時期創造出來的，無論是學校、官廳、廣場、車站莫不栽種椰子類的植物，這些植物令日本人眼睛一亮，回憶無限，倍加感受所謂的熱帶氣息與南國風味。但這些椰子類植物除了景觀用途之外，大部分其實是很重要的經濟植物：棗椰，是西亞很重要的果樹，拉菲亞椰子是非洲很重要的纖維與染色用材，幾乎所有的絞染都會用到它，還有珍貴的砂糖椰子、西谷椰子、扇椰子、油棕等等。但現今隨意詢問，臺北植物園令人想到什麼？大部分的人會說荷花池，沒有人會說椰子樹。椰子樹已不再那麼引人注意了。一方面是因為社會已經熟知椰子的意象，另一方面也因周圍闊葉樹的穿插干擾，將椰子樹團護籠罩了。而幾種重要且珍貴的椰子樹也沒有放在醒目的位置，甚至躲在廁所的後方，實令人惋惜。比較而言，戰後興起的荷花風潮是蘊含賞玩與風雅的意味，較富藝術與人文氣息。但椰子類植物，幹莖造型特殊，葉形多樣變化，較具科學與經濟的意義。

從生產性質的苗圃，漸漸擴展為帶有休閒意味的公園， 到了1921年，臺北苗圃改稱臺北植物園，邁向學術研究與教育功能之路。這個蒐集植物的基地所發揮最大的影響力，還是熱帶樹種的引進、培育與廣植。尤其是引種培育了熱帶椰子類植物，如肯氏椰子、叢立孔雀椰子、黃椰子、大王椰子、亞歷山大椰子等。這些植物歷經二十年的種植，茁壯成樹之後，逐年結實，為來自各地的需求提供足量的種源。政府官廳、車站、公園、街路開始廣植各類椰樹，進而塑造出臺灣南國景緻的意象。大王椰子的列植茁長，同時象徵了臺北苗圃過渡到臺北植物園的改變歷程。

多元展示
日治時期，臺北植物園的空間依植物分類系統規劃，逐漸擴充成12區。這12分類區的空間在戰後縮小剩為9區的範圍。到了1963年，再細切分為17分類區。印行於1964年7月的《臺灣省林業試驗所植物園指南》便可看出這個格局。當時，欽差行臺稱為古蹟館，作為員工第二宿舍使用。腊葉標本館藏有臺灣及南洋澳洲各地所採之標本26,000餘份，其中模式標本 (Type) 1,317種，為研究臺灣植物之重要參考資料。雖然臺北植物園的綠樹成蔭、芳草如茵，但園內分區的依據是甚麼呢？當年撰寫這本指南的林業試驗所林渭訪所長也弄不清楚。

「本植物園最大缺點在於分類系統上之龐雜，聞日人當初曾採用Bentham & Hooker系統，今不復存，殆無形跡可考。其後又聞按照經濟用途之性質而區分栽植，今又混亂不易分辨，以致遊覽者不易引起植物分類之觀感以及研究上之精神。今則樹老根深，難以改革，且因當時未將圍牆興築，以致管理困難，無法控制，現今逐漸改用郝欽松氏(Z. Hutchinson)分類系統排列。」

誠然，植物不同於建物，一旦栽植下去就很難移位或更新，樹老根深，難以改革也。這郝欽松氏 (Z. Hutchinson) 分類系統的17分類區一直延續到千禧年後，歷任諸多管理人員，隨著近期的徐國士、呂錦明、潘富俊、邱文良…等主管的專業，才將一些分類區轉型為生態教育與人文民俗主題區，如竹區、文學植物區、民族植物區、蕨園等等，除了大家期盼的荷池印象，植物園專業分區逐漸形塑，這些新分區，有些主題頗獲好評，如十二生肖植物區、民生植物區、蕨園，民眾在此得到許多驚喜與知識增長；有些則生長不適，如詩經植物區、成語植物區多為溫帶植物，多年來難以維續，恐怕要有一番新作為，方為正途。

臺北植物園少為人知的秘密，其一便是日治時期就已發現的考古遺址，也許是很高的地下水位，造就不同年代的文化層：訊塘埔文化、圓山文化、植物園文化、十三行文化等遺址的交織保存，但也導致將來大樹衰敗的宿命，目前尚在蔓延的褐根病、因為生理年齡限制而萎凋的百年老樹，就成為管理單位的限制與契機。這幾年，臺北植物園做了一些改變，除了復建南門三二三的日式庭園，以各種小型藝術展開放展示，欽差行臺的共管經營外，目前尚在進行在腊葉標本館的整修、名人植物園的再出發，同時許多嶄新主題與專題收集，例如植物與昆蟲、食物森林、泰雅民族植物區等，也如火如荼的闢建中。希望年後能以更多元多樣的植栽展示，更豐富更完備的面貌與大家相見。

因為歷史的偶然與必然，成就臺北都心的一百廿歲植物園，乘載著前輩林業研究人員的期許，臺北植物園正隨著時代不斷演進，以迎接新世紀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