艋舺街頭正在為花博淨街
見我思－艋舺 斯人獨憔悴
每愛在夏夜周末，騎著單車漫遊於艋舺大小街道，試圖捕捉那摻雜於新舊間的掙扎痕紋。這一日在剝皮寮前赫見年輕人群集，原來是為第三屆台北藝穗節暖身造勢，讓剝皮寮的剩餘價值可以不斷再生產。其實，自從電影《艋舺》打響名號之後，湧入艋舺的人潮著實不少，龍山寺、祖師廟、青山宮、華西街巷弄、剝皮寮處處都是商機；然而在地人笑吟吟之餘，最怕電影熱潮一過，艋舺又復歸「三流」（流氓、流鶯、流民）社會汙名。
雖然《艋舺》票房可觀，為艋舺捎來的利得更不容否認；然而那只有艋舺之名而少艋舺人文地景的內容鋪陳，卻反映出官方和電影主事者，在少了歷史社會探勘，以及欠缺和在地文史工作者、社區及廟宇耆老的溝通諮商後，電影內容就不可避免地只剩黑道私鬥，而這場景無論置於艋舺、西門町、東區，甚至是東京、巴黎皆可。如此，艋舺猶如塗厚妝抹濃粉的年華老女，卸盡後更見敗物傷殘。而這種一廂情願卻普遍存於多數人心底，是一種奉西方合理主義為圭臬的觀看之道。
反制普同的合理主義，我輩絕不能沒有在地視野，而這還得從歷史地理的沿革去尋根把脈。昔日「一府二鹿三艋舺」之所以在清代中期以前享有盛名，自然是拜河川海運之賜，三地的龍山寺（台南龍山寺今已湮沒）就是通都大邑之所成的最佳物證。然而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三地都因河川淤積改道而風華稍褪，施叔青小說《行過洛津》刻畫的就是這段期間的鹿港興衰。而北部的艋舺更演出一齣反諷劇！一八五三年的頂下郊拚之後，敗逃的同安人遷往大稻埕，反而開創出無限商機；勝出的三邑人（晉江、惠安、南安）竟目睹艋舺的日益沒落，這豈非優勝劣敗的反證？電影《艋舺》其實點出了這個重心，更有著政商結構位移的隱喻，於此蘇碩斌的《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一書，可作為極佳的導覽。
自台灣的政經中心北移之後，台南固然有些像沒落貴族，然而也因避開權力中心的直搗，可以如同日本的京都般開創自己的文化風格與特殊地景。而鹿港在多年沈寂後，社區文史工作者的積極營造，也讓鹿港風華再現；反之，艋舺自戰後就受制於西門町（儘管西門町也是廣義艋舺之一環），而今又被東區的產官學所綁架，於是愈焦慮、急於以東區思惟規畫艋舺，就更凸顯東施效顰的悲愴。
艋舺不是沒特色，但不能被一體於規制化的台北，台南、鹿港，甚至高雄的左營都可以作為艋舺的參照點。唯一的前提是，在後現代的空間地理學中，切莫學權力中心的建構。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