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花果飄零的民間中國
我最近回到香港童年時居住的深水埗，在那些早已不一樣的街道，追尋童年歲月的遺痕，追憶那些難忘的日子。
那是窮困的年頭，我們一家人住在深水埗這個新移民最喜歡落腳的社區，它房租便宜，擠滿了下階層的人，街頭往往都是乞丐，也有一些就在街頭搭起的木屋的難民。那是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中國剛剛告別內戰，香港到處都是來自全國不同省份的難民，說不同的方言。戰爭的陰影似乎還在。我雖然還很小，但聽到父親與朋友聊天的時候，總聽到他們談到朝鮮戰爭會如何發展，會不會發展為第三次世界大戰？
也就是在這樣時代氛圍中，香港彌漫一種焦慮感。我常聽父母說起，那些親友移民去了東南亞，或是去了臺灣或美國。一些親友也來問，要不要移民？但父親對我們孩子說，家裏沒有移民的條件，因為我們沒錢。
那時侯父親送我們上學，經過家里海壇街隔壁的桂林街，有一些小吃的攤檔，有一次我和爸爸在那邊吃面，父親突然對我說，對面的新亞書院，有不少被英國人欺負的學者。
被英國人欺負？父親解釋說，這家書院有一些大學問家，但他們的學歷都不被港英政府所承認。他們不能到香港大學去教書，而只能在這些破舊的唐樓，辦自己的學校。父親說，這些著名的學者，包括了錢穆、唐君毅、徐複觀等人。
父親對於中國大陸學歷在香港不被承認的事情，一向耿耿於懷，因為他自己就是受害者。他畢業于廣州的中山大學經濟系，抗戰期間畢業，還當系上的助教，曾經隨學校遷到昆明，抗戰勝利後才回到廣州，四九年之後，舉家遷來香港，而我就是在香港出生。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錢穆、唐君毅、徐複觀等人的名字，直到中學後期，我才第一次讀他們的書，才念到唐君毅“花果飄零”的家國論述，也念到錢穆所說的對於中國歷史要有一種“溫情”的體會，也讀了徐複觀寫的《學術與政治之間》，寫權力與文化的關係。
父親當時在好幾個專科學校兼課，拿微薄的薪水，養活我們一家十幾口人，而他在困難的時候，更對錢穆等人學歷不被承認的殘酷，感同身受。
由於港英政府不承認中國大陸的學歷，因此新亞書院只能在經費極為困窘的情況下辦學。我每天上學，都會經過這家學校，其實就在一棟破舊的唐樓上。附近都有一些小吃的攤檔，我去理髮的一家街頭小店，就在新亞書院的轉角處。
半個世紀之後，我重返童年的街頭，在深水埗桂林街新亞書院的舊址，驀然回首，在歷史的燈火闌珊處，發現了一個“民間中國”的高大形象，在我心中冉冉升起。
也就是在這樣的陋巷中，錢穆、唐君毅、徐複觀等學者，在這兒探索中國思想的出路。他們歷經抗戰與內戰的痛苦和滄桑，在傳統文化面臨滅絕的邊緣中，他們在一個英國殖民地的底層社區中，弦歌不絕，尋找生命的最新的路徑，也尋找中國思想的最新靈感。
儘管這是一個物質匱乏的年代，但思想卻空前的活躍。這些學者生活非常貧困，但他們沒有被貧窮擊倒，恰恰相反，他們在思想上發現了豐富的寶藏，落實一個民間中國的理念，超越了國共政治的爭論，直追中國問題的根源，探討傳統文化如何創新，爭取成為中國政治的最新座標。
他們的論述其實超越了現實政治中的黨派之爭。新儒家的理論，為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路程作出了鋪墊。很多年之後，徐複觀的學生杜維明，提出了中國傳統文化需要“創造性的轉化”，強調必須在傳統智慧的土壤中，發現新的養料，灌溉出全新的文化花朵。
錢穆、唐君毅的在新亞書院的學生余英時，後來也在美國的學界脫穎而出。他寫出中國的政統與道統之別。文化的道統先于權力的政統。
這也是新儒家政治觀點的重要發展。用簡短的話來說，政治是一時的，文化是永遠的。文化的核心價值，是政治發展的重要基礎。沒有文化的底蘊，政治就只是刀光劍影的權力鬥爭，而不是民眾福祉的根本。
這是我多年後閱讀新儒家著作的體會。但在閱讀的字裏行間，我總看到父親憂傷的臉孔，和那個焦慮年代的影子。
民間中國在香港，就是衝破了殖民地統治的局限，在一個被現實政治邊緣化的角落，撐起了時代精神的大旗。昔日花果飄零的憂患意識，淬煉成今天的文化結晶。他們在儒家的經典中，作出最新的哲學與生命的詮釋，也為未來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前瞻性的思考。
追溯花果飘零的民间中国
我最近回到香港童年时居住的深水埗，在那些早已不一样的街道，追寻童年岁月的遗痕，追忆那些难忘的日子。
那是穷困的年 头，我们一家人住在深水埗这个新移民最喜欢落脚的社区，它房租便宜，挤满了下阶层的人，街头往往都是乞丐，也有一些就在街头搭起的木屋的难民。那是二十世 纪的五十年代，中国刚刚告别内战，香港到处都是来自全国不同省份的难民，说不同的方言。战争的阴影似乎还在。我虽然还很小，但听到父亲与朋友聊天的时候， 总听到他们谈到朝鲜战争会如何发展，会不会发展为第三次世界大战？
也就是在这样时代氛围中，香港弥漫一种焦虑感。我常听父母说起，那些亲友移民去了东南亚，或是去了台湾或美国。一些亲友也来问，要不要移民？但父亲对我们孩子说，家里没有移民的条件，因为我们没钱。
那时侯父亲送我们上学，经过家里海坛街隔壁的桂林街，有一些小吃的摊档，有一次我和爸爸在那边吃面，父亲突然对我说，对面的新亚书院，有不少被英国人欺负的学者。
被英国人欺负？父亲解释说，这家书院有一些大学问家，但他们的学历都不被港英政府所承认。他们不能到香港大学去教书，而只能在这些破旧的唐楼，办自己的学校。父亲说，这些著名的学者，包括了钱穆、唐君毅、徐复观等人。
父亲对于中国大陆学历在香港不被承认的事情，一向耿耿于怀，因为他自己就是受害者。他毕业于广州的中山大学经济系，抗战期间毕业，还当系上的助教，曾经随学校迁到昆明，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广州，四九年之后，举家迁来香港，而我就是在香港出生。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钱穆、唐君毅、徐复观等人的名字，直到中学后期，我才第一次读他们的书，才念到唐君毅“花果飘零”的家国论述，也念到钱穆所说的对于中国历史要有一种“温情”的体会，也读了徐复观写的《学术与政治之间》，写权力与文化的关系。
父亲当时在好几个专科学校兼课，拿微薄的薪水，养活我们一家十几口人，而他在困难的时候，更对钱穆等人学历不被承认的残酷，感同身受。
由于港英政府不承认中国大陆的学历，因此新亚书院只能在经费极为困窘的情况下办学。我每天上学，都会经过这家学校，其实就在一栋破旧的唐楼上。附近都有一些小吃的摊档，我去理发的一家街头小店，就在新亚书院的转角处。
半个世纪之后，我重返童年的街头，在深水埗桂林街新亚书院的旧址，蓦然回首，在历史的灯火阑珊处，发现了一个“民间中国”的高大形象，在我心中冉冉升起。
也就是在这样的陋巷中，钱穆、唐君毅、徐复观等学者，在这儿探索中国思想的出路。他们历经抗战与内战的痛苦和沧桑，在传统文化面临灭绝的边缘中，他们在一个英国殖民地的底层社区中，弦歌不绝，寻找生命的最新的路径，也寻找中国思想的最新灵感。
尽管这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但思想却空前的活跃。这些学者生活非常贫困，但他们没有被贫穷击倒，恰恰相反，他们在思想上发现了丰富的宝藏，落实一个民间中国的理念，超越了国共政治的争论，直追中国问题的根源，探讨传统文化如何创新，争取成为中国政治的最新坐标。
他们的论述其实超越了现实政治中的党派之争。新儒家的理论，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路程作出了铺垫。很多年之后，徐复观的学生杜维明，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创造性的转化”，强调必须在传统智慧的土壤中，发现新的养料，灌溉出全新的文化花朵。
钱穆、唐君毅的在新亚书院的学生余英时，后来也在美国的学界脱颖而出。他写出中国的政统与道统之别。文化的道统先于权力的政统。
这也是新儒家政治观点的重要发展。用简短的话来说，政治是一时的，文化是永远的。文化的核心价值，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没有文化的底蕴，政治就只是刀光剑影的权力斗争，而不是民众福祉的根本。
这是我多年后阅读新儒家著作的体会。但在阅读的字里行间，我总看到父亲忧伤的脸孔，和那个焦虑年代的影子。
民间中国在香港，就是冲破了殖民地统治的局限，在一个被现实政治边缘化的角落，撑起了时代精神的大旗。昔日花果飘零的忧患意识，淬炼成今天的文化结晶。他们在儒家的经典中，作出最新的哲学与生命的诠释，也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瞻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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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目需要補充更多來源。（2012年9月20日） |
深水埗包括深水埗區近海的一部分，大致以大埔道、界限街和東京街作分界。深水埗過去人口非常密集，但隨著區內籠屋清拆，以及西九龍填海工程帶來大面積用地，擠逼情況已大大改善。
目錄 |
歷史
早在東漢時期，深水埗區已有人定居。區內的李鄭屋邨曾出土古墓，即李鄭屋漢墓。由於過去數十年，香港不少地區出土過新石器時代文物，大埔區更發現舊石器文物，所以推斷深水埗區可能在新石器時代已有居民。
至於深水莆甚麼時候改名為深水埗就難以稽考。
當時，深水埗未有市區發展之前，已經有村落聚居，有位於深水埗北部的元洲村、東南的田寮村、西面的菴由村，以及西北的馬龍坑村。
1912年以前，政府並未熱衷發展深水埗區，主要的道路設施僅有1902年建成的大埔道，其餘的發展主要由私人發展商小規模地進行，如南昌街至桂林街一帶的填海工程。
1912年後，政府決定於深水埗大規模填海，範圍由桂林街伸展至東京街，移平了於現今海壇街附近的西角山，於1914年完成，獲土地9.67畝。1919年，當局再開始另一階段填海，由東京街延伸至荔枝角，歷時十年才陸續完成。
工程完成後，欽州街以西一帶新填地被英國軍方接管以興建軍營，而長沙灣一帶則於1930年代發展成一工業區，1928年，美國標準石油選擇在荔枝角灣畔建儲油庫（今改建為美孚新邨）。
戰後，深水埗以至石硤尾、長沙灣的發展更加迅速，因為隨著香港經濟起飛，工業發展急速，當中以紡織製衣業聞名。同時，政府亦於深水埗區內興建公共屋邨，如第一個徙置區石硤尾邨於1954年建成，1960年代後，蘇屋邨、長沙灣邨、白田邨、元洲街邨相繼落成，加上1980、90年代落成的麗閣邨、怡閣苑、麗安邨、怡靖苑，及在西九龍填海區內的富昌邨及南昌站及南昌公園，令深水埗形成現今面貌。而1980年代工業北移後，紡織製衣的配套行業如成衣批發、配件等店舖亦開拓本地零售、海外銷售市場，成為本區特色之一。
城市景觀
旅遊
- 電腦商場：深水埗福華街一帶的電腦商場世界知名。最早改建成電腦商場的是黃金戲院樓上的「高登電腦中心」，主要發售與電腦有關的電子零件及蘋果II型兼容機。後來因為政府推行電腦教育，加上高登商場的名聲開始流傳，連地下賣時裝的「黃金商場」也轉型售賣電腦產品。因為兩家商場英文名字非常相近，不少外國人都以為是同一家商場。但隨著人流增加，兩家商場也開始分工：樓上主要賣電腦硬體，樓下主要賣翻版軟體及電腦傢私。到了1990年代，政府大力打擊盜版軟體，逼使賴以為生的盜版軟體商舖轉型。但商場的人流未有減少，因為社會對電腦的需求愈來愈大。黃金商場目前主要售賣電腦周邊配件及電腦書籍，高登商場則仍以售賣電腦硬體為主，福華街的黃金戲院舊址已有四家電腦商場；鄰近的西九龍中心一度有多家大型電腦連鎖店開業，但都已經關門。
- 鴨寮街：鴨寮街本來是專門賣二手貨品的街道，但到了1970年代卻變成了電子零件集散地，有很多價廉物美的貨品出售，例如二手電器(如電視機、音響設備)、舊書刊、舊唱片等。到九十年代，香港有線電視開播，有不少不法商人售賣聲稱有線電視解碼器之類的電子器材。經多次打擊後，攤販轉型售賣影音設備、手提電話及mp3配件。有關鴨寮街的風貌曾被無線電視拍成劇集翻新大少。
- 深水埗有多座古廟，包括深水埗天后廟、深水埗三太子及北帝廟及深水埗武帝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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