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桂坊的憂鬱 /也斯
一九九四年五月，一位住在香港的丹麥詩人朋友伊歷嘉∙居妮斯（Ulrikka Gernes）來找我，說她們打算在蘭桂坊的藝穗會舉辦每月一次的詩朗誦，邀請我參加。我當時因為要外訪，錯過了，結果是參加了六月的詩會。這群外國朋友自稱為Partners in Rhyme，來自歐美各地，大多用英文寫詩，在香港從事不同工作，有在報館當記者，也有當酒保。他們其實過去在蘭桂坊另一爿酒吧「後九七」搞過詩朗誦，我也參加過。餐牌上還印明每月的詩朗誦節目，規定朗誦時不送酒上菜，每位朗誦的詩人送回兩杯免費酒作為報酬。
我這晚在藝穗會唸自己詩的英文稿，不免有點感慨。我當然更喜歡用自己的語文讀自己的詩，但近幾年來，有機會被邀讀自己的詩，卻往往是在外國，如在牛津的文學會議上，或者是在蘭桂坊的酒吧這樣「洋化」的地方。中文詩的寫作和活動，沒得到什麼支持。這自不免令人想到香港文化空間的種種問題。
無家可歸的詩
一九九一年初，香港有一所出版社邀李家昇和我做一本以香港為題材的詩和攝影的書。我們很有興趣合作這樣一本書，因為我們寫過香港的詩，拍過香港的攝影，更想用一本書去組織我們對香港現在的看法。只不過我們不想像遊客那樣浮光掠影獵奇，也不想單純地繪畫一幅健康樂觀的圖像。 （要呈現香港，總有那麼多問題！）出版社基本上同意了，只是說如果詩是難明的，或可補以散文的解說。八九年以後香港基本上已沒有出版社願意出這樣的書，我們都珍惜機會，希望好好做出來。那年夏天我得到一份獎學金，到紐約研究電影半年，家昇後來也到紐約去，我們又一起到東歐去，然後回到香港。書的輪廓在旅途中逐漸成形了：從香港開始，也看外面的世界，也從外面回望香港，希望從接觸和比較，可以進一步說說香港的問題。書名我們叫做《家》，因為香港是我們的家，也因為我們過去合作過〈廣場〉的詩和攝影，〈廣場〉連起〈家破〉和〈家具〉這《家》的組詩，是對兩三年前發生的事情的反應。此外我們在旅途中也看過許多人的家，教堂像是信仰的家、圖書館是哲學的家，至於布萊希特和卡夫卡的故居呢，令我們想起這些藝術家怎樣工作、怎樣生活，怎樣置身在他們各自的社會和文化之中。我總是羨慕人家有一個舒適明亮的家，安放好書本、收集了各地旅行帶回的民間藝術，可以在那裡與來訪的朋友喝茶談天，晚上好好地靜心工作。在香港一切都似是過渡，大家搬來搬去、工作辛勞、前景迷茫，朋友移民他去，親人離散，總像難尋一個可以安穩地生活和工作的家。
我們帶著完成的初稿在九二年初回港，交給了出版社，才發覺情況已經不同。出版社的雜誌和書籍多少改變了風格，我幫忙編的兩本大陸作家的文學書銷路並不好。發行方面有困難、有壓力，我們的書總之無法出版了。我可以理解，在香港目前的情況下也無法苛求。只不過，帶著我們對香港種種意見的詩和攝影找不到歸宿，散亂地扔在抽屜和影室的一角，變成無家可歸的詩與攝影了。
在香港，為詩找發表的地方一直就不容易。雖然不同圈子的愛詩朋友都辦過詩刊，一份停了又一份，像《詩朵》、《風格》、《秋螢》、《詩風》、《新穗》、《九分壹》等等，也可說不絕如縷了。即以家昇他們創辦的《秋螢》來說，由早年的油印到鉛印，停了又辦，辦了又停，改為海報形式，最後改為明信片形式，每期由八幀明信片連起來，印上詩畫，既擺在書店出售，也放在畫廊寄賣，希望讀者看了，還買來寄給朋友，也可說借助現代設計和媒介的特色，來推廣文藝了。在這些刊物發表，像在好客的人家作客，真有賓至如歸之感。但刊物關門，不同的意見逐漸難找地方發表，詩也就無處可去了。有政治傾向的刊物有它的限制、小圈子的同人刊物有它的排他性、不同的園地會有不同的把關者，吹捧他們自己那一套。逐漸你會發覺不是那麼容易說自己想說的話。結果可能寧願把詩發在非文學性的雜誌上，像《電影》、婦女雜誌《妍》、攝影雜誌《娜移》、文化評論雜誌《越界》等，為了要能暢所欲言，反而要策略性地把會惹起爭論的東西發在商業綜合刊物上、把實驗性的東西發在小刊物上。
寫作是為了表達意見、抒發感情、與人溝通，但香港作為寫作的環境的確愈來愈不理想，發表在綜合性的刊物上，作品被刊物自我檢查、刪改，或因編者的疏忽、美術編輯的輕狂、校對的固執而變得面目全非，也是常有的事。在這樣的情況下，特別感到寄人籬下之苦。在香港寫作這麼多年，最近可是愈來愈感到專欄的水準低落，不負責任的意見充斥，流行言論愈來愈張狂，要發表不同想法愈來愈難。香港是我的家，寫作是我的本行，但我的家好像也變成一個陌生的地方，找一個地方說想說的話也不是那麼容易了。
為了希望這地方可以成為一個可以好好生活下去的家，我們都扮演了各種不同的角色。比方當一個教師，教人閱讀與分析、分辨與思考；比方寫專欄，做一些文化評論的工作，希望可以澄清誤解，提出不同的看法；比方參與大眾文化的工作，與其他媒介合作。我們不能再像早期的前衛藝術家那樣孤芳自賞對抗群眾，而當你理解整個地方教育的偏側、傳媒的權勢、意見如何受到播弄，若果你仍想有所言說，到頭來總不免有點像是站在人家門外發言，有時還不免享了閉門羹。
我的無家的詩，後來倒有一些被人收留了。一位美國詩人和翻譯家哥頓∙奧城，邀我合譯了我四十首詩，他寫了個前言，阿巴斯先生寫了個長序，奧城又與我就香港文化以及我的詩作了長談，收編成一本小書City at the End of Time（《形象香港》），在一個文化研究的叢書中出版了。感謝文化研究，我的一些未得以結集的中文詩，流離失所之餘，好像暫時在外地找到個家了。
也許你會想到我們一些朋友（其中當然也有詩人），因為覺得香港愈來愈難安居，不得已移民海外。其實，對於他們和對於我的詩來說，現實的遷徙，在其他文化中安頓，都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如果我覺得家園變成陌生地，那並不表示所有陌生的異鄉都可以輕易變成家園。人的遠適異國，正如詩文之翻譯成另一種語文，都是一個錯綜複雜的過程，冒著喪失自己被吞沒的危險。我記得有許多個下午，在蘭桂坊的「四季」或是「藝穗會」這些地方，我們來回斟酌文字。我們反覆商量，如何才可以既不誇張又不抹煞？怎樣才可以保持原來我的文化中的意思，但又不致對於另一文化的人顯得毫不可解？怎樣可以找一把異鄉聲音，而又不致矯揉造作冒充他人？我可以在外面的文化裡找到一個家嗎？翻譯又變成是新的創作，困難重重，輕易碰上新的疏離。
蘭桂坊的憂鬱
蘭桂坊好似也是個好背景，適合作這樣的對話與商量。它本是個平民住宅區，早年人們在這兒賣花賣布，又說山腳眾水，撮合姻緣的媒人生意興隆。七○年代就有些藝術家朋友，比方李家昇和梁家泰，在這兒租地方開攝影室；實驗劇團「進念」也曾在這兒駐足，大概因為這兒接近中環，而當時租金還比較廉宜。雲咸街原來牛奶公司的殖民地建築，已變成外國記者俱樂部和藝穗會的所在。七八年第一所Disco在這地區開辦，八○年代以來歐陸風味的餐廳和酒吧陸續開張，就有優皮雜誌把此地稱為「香港的蒙馬特」。這類說法總使我想起最近戲劇論壇上「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的話，他說香港戲劇的長處是你可以在此地看到百老匯等外國最新戲劇的翻譯本，而本地劇作家最大問題是他們用粵語寫作，有礙於走向世界。照他的說法，香港最好的東西就是不是香港的東西，而「世界」就是一個用以取代「本地」的理由。對我們來說，當然不覺得搬演西方的皮毛可以代表香港戲劇的長處，同樣我們也不會覺得置身中環這一塊地方要假裝是在外國。
當然，一般來說，大家都覺得蘭桂坊是最異國情調的地方。商人投資開辦的新餐廳和酒吧，都用上特別遙遠的地名：貝魯特、非洲、加州、中央公園、印度支那、卡薩布蘭卡，那些遙遠的空間也帶來遙遠的時間：舊日的殖民地、殖民者記憶中永留的剎那、世紀末的頹廢、面對巨變的時空的邊緣地帶、老帶著異國情調。這兒有賣奧國菜的「莫扎特」、泰國菜的「絲綢」、德國啤酒館、有以甜餅出名的「美國批」、有水準相當不錯的「爵士俱樂部」。喜歡五十年代舊歌的店主開了「五十年代」，有時還會自己下場引吭高歌。時間可以是懷舊的過去：五○年代、六○年代；酒吧的名字可以是年前難忘的時刻；可以是超越未來的九七、後九七。危機與玩笑、頹廢的縱情與健康食物、古今中外的不同時空，好似毫無禁忌地擠在一起。它有趣的地方，正是世界與本地相遇，意大利餐廳旁有日本小吃、酒吧隔鄰賣魚腩粥，在最不是香港的地方香港的現實又在街頭巷尾浮現出來。香港是什麼也難以界定。走上去荷里活道那兒，可見古董商在櫥窗放滿秦俑或唐三彩瓷馬招徠遊客。外來游客，不管長居短住，也在這兒找到摹擬的家鄉。好奇的年輕人在這兒一瞥西方的潮流，回港的留學生在這兒回憶外國生活。但蘭桂坊又不僅是如此而已。本地藝術家在附近搞過「十二吧」、Quart Art這類地方，想創造另類的展覽空間。一群本地中青年創辦的Club 64亦是藝術家出沒的地方，有展覽和論壇，亦有人在這兒討論周年的紀念展覽，遊行回來喝一杯酒。這兒華洋雜處，還沒有一幫人控制全局，不似官方的劇團被外來的主管霸佔了作威作福，不似同人雜誌排斥異己。這公眾空間基本上還可以容納不同意見，來自不同階層的人都有。門外臨時擺起的桌子也許搖晃不定，卻沒有勢利的優皮挑剔別人的身世。
這地方不是蒙馬特。我們也無需把它浪漫化。事實上黑社會滲透的事時有傳聞，毒品的問題亦存在的。表面上華洋雜處沒有問題，但幾年前的平安夜，也發生過毆打外國人的故事。蘭桂坊顯然是在這個殖民地政治與經濟運作之內，並不是一幅孤立自主的空間。
輕易會失去的「家」
一九九二年除夕發生的慘劇，由於擠迫踐踏而壓死了二十人，震驚和哀慟之餘，也再一次提醒大家，蘭桂坊並不是蒙馬特，它是與香港本身的諸種問題連在一起，息息相關的。慘劇發生後港督往現場視察。不久新華社和北京方面也發表了聲明。後來又有議員往醫院慰問、發表意見。有人批評這些行為有自我製造形象，撈政治資本之嫌，又有推卸責任的做法。更令人擔心的是由此引起的一些禁酒和嚴格管制蘭桂坊的說法。這種種都顯示香港目前的微妙處境，什麼都與政治相連。新聞和言論自由的前景令人擔憂，自然風吹草動，杯弓蛇影了。
德忌笠街的路口正在為亡魂拜祭，蘭桂坊又出現了另一群受害者。香港專業攝影師協會數星期前剛開始在這兒辦一個攝影展覽，並打算拍賣籌款，資助新進的年輕攝影師往外國學習。但現在他們得把掛在半空中的攝影拆下來了。其中林世昌君的一幅Stun，是雕了三十個和尚的合桃核的放大，背景是漂染的藍色樹葉。不想卻被迷信的人傳說是照片中人數與死亡人數吻合（其實不是），剛好似是宣言了擠迫而死的圖畫。這無稽的說法一時傳開，報章和專欄也有應和，然後一份新創刊不久的《東周刊》更以這照片為封面，做了一個專輯，請來好幾位法師，對這次展覽的照片作了各種充滿想像力的解讀：比方一張照片中的紅磚建築被認為酷似墓碑、另一張照片中的鮮花被說是似墓前獻花，舊梳似是陪葬物。這樣看下去，自然時鐘也就想起「送終」，霧中風景也看出一個朦朧的倒臥的少女的頭像來！一位法師的結論是，現在蘭桂坊陰氣太重，奉勸大家走進去之前雙掌合什，口中喃喃自語三遍：百無禁忌！
幾天後我見有人批評這份雜誌的做法。然後我在《信報》上看到在刊物打工的Y的訪問，他解釋刊物的做法本來並不是鼓吹迷信。同一版上我又讀到李家昇的訪問，他代表專業攝影師協會發言，低調地宣佈攝影展覽中止，拍賣也只能暫時擱置了。
那天早晨我讀著《信報》上同版裡刊物編輯和攝影師的兩段訪問時，特別記起他們其實都是一起辦過詩刊的朋友，他們家中或許還有大疊大疊的明信片吧。這兩位朋友，寫過細緻紮實的評論，用視覺和文字玩反斗的遊戲，他們都寫過好詩，還有其他寫過好詩的朋友，繼續當計程車司機、巴士站長、在金舖賣首飾、教書、進入電視台工作、編輯刊物和寫更多文字，這些人繼續樸素善良地生活下去，偶然在路上你遇見他們和高出他們一個頭的兒子在散步，有些人移民他鄉，另外一位好朋友則久病後在過年前撒手離我們而去了。曾經有一段時間，我覺得我們像是一個無名家族中的成員，可以爭辯吵架，但又總會互相支持、互相幫助，永遠在心中記得彼此的。我們繼續在共有的公眾空間中浮移進退、或聚或散，繼續扮演不同的角色，用文字去做不同的事。偶然在這麼奇怪的情況下，好似又再聚首，我們還可以一起設法令這地方成為一個比較可以安居和創作的地方？還是我們不能不被迫失去這個家了？
在蘭桂坊街道上空，那些攝影給除下來了。像我的詩一樣，這些攝影也變得無家可歸。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我們生活在這共有的空間之中，個人的言論，從八卦專欄開始，也可以影響到公眾的態度。我們爭取一些另類空間、發表不同意見，這也很容易會被併吞成為齊一的聲音，異議很容易被抹煞。我們的溫柔輕易轉成粗暴，公眾的理想翌日可以被功利代替，輿論總像是難以預料，無可依賴。
蘭桂坊的空間令我想到香港的空間。我們所共有的空間是一個混雜、擠迫而又危險的空間，生活在危機重重中仍似在狂歡節日，天堂裡轉角就是災難。是眾多勢力的角力場，那麼多人想利用它來謀取利益，那麼多人等著撈完最後一筆離去。我們還可以盡量令它成為一個安居和創造的家園嗎？好似小心謹慎的態度可以變成自我檢查的壓制、好似自由瀟灑的言論也可以去傷害他人的自由，總有那麼多勢力改變簡單的人際關係，那麼多勢力可以利用或改變了文字和影像的意思。這開放的空間也同時輕易會閉塞。沒有了一個友善穩定包容的家，我們只好與文字和影像到處游離。
一九九三年，原刊《娜移》；一九九四年修正後刊於《誠品閱讀》
【專頁編按：本文摘自也斯：《也斯的香港》（香港：三聯，2005），頁10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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