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見的城市：全球史視野下的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
( Visible Cities: Canton, Nagasaki, and Batav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Americans)
作者： 包樂史
這不僅是一部城市史、海洋史，更是一本視野開闊，敘事精彩的全球史。
在十七、八世紀季風亞洲區的三座港口城市裡，東西方奇異地相遇了。中國海湛藍的水域中，滿佈著來自各地的闖入者、散商、海盜、走私客，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歐洲商人進入了亞洲，逐漸影響了全球政治與工業革命的發展……
荷蘭萊頓大學歷史學家包樂史帶領我們一起回到過去，拜訪十七至十九世紀初期的亞洲最著名的三個港口城市：巴達維亞、廣州以及長崎。在過去，這趟旅行至少要花歐洲旅行者六到八個月的時間。在那些漫漫長夜的航程裡，這三個繽紛的貿易城市，以其超凡的風貌和極具異國風情的魅力，點燃了水手與作家的想像力。它們都留下了為數驚人的文獻和圖像遺產。
相對於小說家卡爾維諾那座「看不見的城市」，作者將巴達維亞、廣州以及長崎稱為「看得見的城市」，因為沒有任何其他十八世紀的亞洲城市，比它們更頻繁地被以圖像與文字描繪。在這三個城市裡，東方與西方以相似卻又極端不同的方式相遇。
作者以全球史的視角討論圍繞著同一片海域的三個港口社會。以廣州、長崎及巴達維亞為中國海一帶人類活動的焦點，比較這三個城市根本的重要差異，並同時考察這三個城市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互動。此外，作者還特別強調人的經驗，唯有聆聽居住或工作於這三個亞洲港口的人們聲音，我們才能對這三個城市有所感受。這些中國人、日本人及荷蘭人，是如何見證他們居住於這些城市的時光？在有限的人生經驗裡，他們又如何反映出這些他們工作、生活於其中的港口面貌？
包樂史認為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是一個全球變遷的時代，對此，中國、日本與爪哇的政權都被迫對這樣的歷史轉變做出回應。相較於以往針對帝國中心所作的研究，書寫這三座城市的跨文化貿易的現象及背後機制，或許更能洞察中國及日本帝國的想法，乃至西方的想法與野心。透過廣州、長崎以及巴達維亞這三扇窗，作者清楚地讓我們認識到這些地區的現代性特色。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包樂史 (Leonard Blussé)
1946年生於荷蘭，早年曾到臺灣和日本進修，荷蘭萊頓大學博士。1977年起在萊頓大學歷史系任教，現為該系教授。他通曉英文、中文、日文、印尼文、荷蘭文和法、德多種歐洲語文。主要專長為東南亞史、東亞史、海外華僑史、印尼華人史、華僑貿易史及全球史。
著作除了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關台灣檔案及巴達維亞華人公館檔案的編纂外，另有專書《公司和貿易：法國大革命之前的遠洋貿易公司論文集》、《奇怪的組合：荷蘭東印度公司控制時期的巴達維亞的中國移民、混血婦女和荷蘭人》、《歷史的朝聖者：與歐洲擴張史學者們的私人談話》等等。此外，譯為中文的有：《巴達維亞華人與中荷貿易》(1997)、《巴城公館檔案研究：十八世紀巴達維亞唐人社會》(2002)、《航向珠江：荷蘭人在華南(1600-2000)》(2004)、《苦澀的結合：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一齣離婚戲劇》(2009)。其中，《苦澀的結合》曾獲荷蘭「金質貓頭鷹文學獎」(Golden Owl Award)，並榮登荷蘭和德國書籍暢銷排行榜。
Source: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67080
「紅毛番」在遠東
爭取中國及日本市場，是一個長期必要而持續的、適應當地環境並需不斷調整的過程。在一封來自荷蘭省長毛利斯（Prince Maurice）的信件獲得大將軍的私人允可之後，一六○九年，第一家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工廠在日本的平戶開設。荷蘭人（以及若干年後尾隨而至的英國人）面臨了強大的挑戰：藉由在澳門與長崎的兩個基地，葡萄牙人在中日貿易間已經取得了幾乎無法撼動的位置。
在其最初十年中，德川幕府（1603—1868）制定了各種策略來緩解貿易上對葡萄牙壟斷者的依賴。因為日本海運在中國是被禁止的，而中國船隻也被明朝政府禁止前往日本，獲得中國貨物的唯一方法，就是給予日本商船稱為禦朱印狀的將軍特許，使之可以前往東南亞與中國商人交易。為此，稱為「日本町」（Nihon Machi）的日本屬地，被設置在臺灣、馬尼拉、印度支那（indo Chinese）海岸的會安（Hoi An）和越南東京（Tonkin），以及泰國的首都阿瑜陀耶（Ayutthaya）。
「熱蘭遮城」是台灣最具有歷史意義的第一個城堡及建築物，如果能重建熱蘭遮城，將是台南成為台灣歷史文化首都的重要起點，也是重構大航海時代台灣的關鍵性文化資產…
一六二四年，在大員灣（譯按：今臺灣的安平）入口處建立的熱蘭遮城（Zeelandia Castle），很快帶來了荷蘭人與日本商人的摩擦，導致德川幕府在一六二八年到一六三三年間宣佈了對荷蘭的全面禁運。在這些事件獲得了外交上的處理之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理事會得到了這樣的結論——如果公司想繼續在這個驕傲的帝國裡做生意，唯一的選擇就是使在日本的人員全然地遵從當地的規矩和傳統：
公司的人員……首要地必須虛心、謙卑、禮貌、友善，並對日本人極盡親切，由此最終我們會贏得他們的心。「虛心」包含審慎的言行和謹慎的處事，「謙卑」意味著一個人永遠不能以妒忌或高傲的言行面對這個容易受到冒犯的國家，反倒要永遠表現得像是低人一等。「順從」意味著我們不應該違反他們的法律，但也不要顯得膽怯或是遷就，或是用零散瑣碎的方式維護公司的利益。
如同我們接下來會看到的，這些經營之道，遵循著「在日本則行乎日本」的想法，在接下來的那些年裡，成為了任何進一步行動的指導原則，而荷蘭人由此獲益良多。
日本的大範圍海外貿易擴張，和荷蘭與英國的東南亞擴張同時開始，隨後很快地又被幕府的干預打斷。
作為幕府掃除日本天主教勢力（在當地被視為危險而具破壞性的）運動的一部分，德川家光在一六三三年到一六三六年間發佈了一系列海禁，終結了日本的海外交通以及臣民（多數是天主教徒）在日本町的居留。在和葡萄牙人競逐對日貿易的過程中，喀爾文教派的荷蘭人十分樂意挑起日本人對天主教傳教士的仇恨。他們向他們的日本東道主保證，他們也一樣被捲入了這場對這個「教皇宗教」的激烈對抗中。事實上，荷蘭東印度公司面對幕府時，將自己表現成一個葡萄牙人的替代性選擇，而且毫無威脅性。對於在有巨利可圖的中日貿易間取代葡萄牙，荷蘭人充滿了熱情。這樣的熱情在一六三九年獲得了實現——在那一年，葡萄牙人被「永遠」逐出了日本。
然而當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平戶商館的大班法蘭西斯‧卡隆（François Caron）謹慎地問及「由荷蘭省長——奧蘭治的費德里希‧韓德里克（Frederik Hendrik）——派遣一名大使到幕府協助維繫貿易關係」是否是個好主意時，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幕府政權認為這毫無必要：「他們何必派個大使來，為了荷蘭商人在日本居留和發跡的事實致謝？這些生意上的事情用不著派個大使。我們只忠於君王和實質的掌權者，而且是在他們來談皇室的事務而非商業往來、要求戰爭中的協助，或者是要援助我們的時候。多派個大使來隻會造成麻煩。」換句話說，他們只要真正的大使來談皇室的事務，而不是貿易。這樣的回應，反映出了荷蘭商人在日本對國家規範的徹底服從。
真正的試練在一六四○年到來。將軍下了一道命令，要荷蘭人拆除他們位於平戶的商館，並且遷移到長崎灣一個叫做「出島」（Deshima）的人工小島上，葡萄牙人曾經在此寄居。將軍聽聞了荷蘭人做出的冒犯之舉：將基督教的紀年西元「一六三九」刻在新蓋好的大理石建築上。收到這則命令的當下，卡隆說「凡是出自他權柄的旨意，我們都應該即刻執行」，旋即命人把這棟房子給拆了。見到命令被直接地服從，傳達這則命令的日本官員如釋重負地歎了口氣，據說，他還這麼說：「這樣就省了我們的一大麻煩，也避免了流血。」他的確得到了指示：「如果荷蘭人有一絲反抗將軍命令的跡象，那就得讓他們知道一點分寸。」
日本海禁的實施，到底有哪些直接的後果呢？第一，由於對馬和薩摩藩大名的居間斡旋，日本跟西邊的高麗及南邊的琉球，維持著完好的外交關係。荷蘭人看到了新的商機，把船隊派往海外的港口，即那些多少有著規模可觀的日本移民聚落的地方，這些人已經跟母國斷了聯繫。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到了柬埔寨、會安及越南的東京，承接了原本由日本船隊進行，如今突然被終止的海上貿易。在原本由荷蘭及日本商船相互競爭海上航路的暹羅及臺灣島，情況也是這樣。當荷蘭人在一六四一年拿下了葡萄牙人佔據的麻六甲，並控制了作為印度洋和中國南海之間第二條航路的麻六甲海峽，他們就變成了該地區最重要的西方航海勢力。
在中國，重新洗牌的方式則相當不同。無論怎麼嘗試，荷蘭人就是沒辦法在中國沿岸找到一個立足點，所以一開始只好因循著日本模式，沿著印度尼西亞群島、暹羅、柬埔寨、會安、越南東京的各個港口，和中國貿易網路中的海外商人交易。鑒於這個模式進展有限，科恩總督選擇了使用更積極的辦法來打開中國市場。一六二二年，他派一支十二艘船的艦隊去包圍澳門，想由此讓自己成為廣州貿易的控制者。當這一著棋失敗之後，荷蘭人在澎湖群島建立了基地，希望他們能從那裡涉足中國的海上貿易。然而，一六二四年時他們被大舉前來的中國勢力趕到了鄰近的大員建立了熱蘭遮城，這是荷蘭在亞洲的第二大堡壘。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臺灣的三十七年之間，他們持續地在整座島嶼擴張其控制範圍，並且帶來了許多中國人在此開墾。於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漸漸被視為一個地區性的強權，策略性地坐落於中國、日本以及許多中國南海不同政權支配的港口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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